一个国家是否有道是我们评价一个国家好坏的标准。而这种标准有很多内涵，如言论是否自由，可以直抒胸意，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不用担心自己的言论所产生的后果，这才是一个国家是否清明的标准之一。而史鱼无论在自由的环境下（邦有道）还是不自由的环境下（邦无道）都保持自己的正直。这样正直的史鱼也产生了著名的“尸谏”故事——“史鱼自以不能进贤、退不肖，既死犹以尸谏，故夫子称其直。”史鱼是一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始终坚定不移践行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而与史鱼不一样的蘧伯玉则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邦有道的情况下就出来做官；在邦无道的情况下就隐于世外。这样看来，蘧伯玉是一个智者、一个隐士。但是我们进一步思考：纵使蘧伯玉的这种做法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但是在无道的世界中，所有人都隐居起来等待世道变得清明，那谁来做这一件事情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蘧伯玉的这种智慧是一种无奈的表现。这是蘧伯玉这种“归隐”的矛盾之处。还有一种隐士则是把这个世界看透了永远地退隐世外，永不出山。孔子赞赏这些有个性的人：一是永远在前进，始终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如史鱼；二是进退自如，他们视实际情况而定，有道则进，无道则退，如蘧伯玉；三是永远地隐居起来，永不入世。

“可与言”这个背后意味着交流有深浅：浅层上的“言”，什么都可以说，但仅仅是一种表面的交流，如饭桌上对于菜肴的看法。深层上的“言”，涉及到人生观、价值观及审美趣味等方面的问题，这种“言”表现在于重要的观念上保持一致性，进行深入灵魂的交谈，彼此互为知己。“不可与言”，不可以与其深谈的人却与他进行深入沟通，往往会导致不欢而散，甚至造成了某些无法挽回的后果。“可与言”与“不可与言”该如何去判断呢？如何通过人的日常行为表现来判断可否与其深言呢？智者可以做到这一点，他既不会失去朋友，也不会浪费自己的语言。他可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看到普通人所看不到的东西，真正做到如何去言，即深言。

孔子的言说对象是“志士仁人”，针对“志士仁人”提出来“杀身成仁”的要求，而并非所有人所提出的。后世儒家因为误解了孔子的这句话，误以为“杀身成仁”是对于所有人的要求，因而导致了对于道德问题的标准的不断提高，也由此产生了很多不好的影响。这里就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二重性，因为对于传统文化存在着错误的解释，所以导致有些人打着“传统”的旗号来做一些错误的事情。此处孔子所讲的“杀身成仁”建立在“志士仁人”的基础上，并且也强调了“有”，即可以。志士仁人可以这么做，而非必须得这么做。要注意的是，被杀一定要有意义，如谭嗣同毅然赴死，他用自己的牺牲来唤醒民众的觉醒。“仁人志士”是一群特殊人，也遇到了特殊的事，在特殊的时刻——实现理想遇到重大挫折，面临生死问题时，有了“杀身成仁”这样一个特殊表现。在诸多条件的堆砌下，孔子才提出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