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拷问中的良知与责任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阅读随想
邵燕祥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长者。敬重他，是因为他是一个能够深入反思的人，不仅有对他漫长人生经历的波诡云谲社会的反思，更有对自我不加讳掩、不留情面的剖析。学者李辉曾在上世纪末主编过一套以个人回忆录为主体的“沧桑文丛”，意在通过个体的经验和眼光回顾20世纪中国的沧桑历程，本丛书的第一辑中收入了邵燕祥的《人生败笔》，此书收集了他本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写下的思想汇报、交代材料等文字，在他看来，当年为迎合某种特定情势、为自保，或真诚或违心写下的文字，实为人生的“败笔”。我们的文化基因里面缺少忏悔意识，怯于揭开伤疤直面自我，大多数人习惯于诿过于时代社会，极不情愿从自身角度寻找苦难或悲剧的缘由，经常性地选择忘却耻辱，有意无意粉饰和掩盖在混乱年代的自我过失，而邵燕祥却不回避自己生命历程中盲从、怯懦、苟且的经历，愿意将泛黄纸页里那个卑微灵魂暴露在世人面前，他将别人绝不肯示人的文字收集在一起，郑重地刊布于世，既是对自己过往心路历程的重访，更是为历史提供了一份混乱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曲折的一份证词，同时也显示了作者的坦荡与勇气。
邵燕祥早年以诗歌闻名，文革结束，又成为“归来诗人”群体的重要成员，他在50年代初期有一首《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以激越的情感呼唤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度尽劫波之后的80年代初，又有一首呼应着30年前国家情怀的诗作，题为《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30年的时光，从少年到白头，但期盼国家文明、进步、富强的情感未曾稍减，从一个侧面，也确证了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国家虽九死而不悔的赤子之心。虽然读他的诗很少，但对诗人邵燕祥心存敬意。他有一首题为《青海》的抒情诗，让我这个算得上土著的青海人感慨无限。这是他笔下的海：
这是一个高寒的地方，又是一个紫外线强烈照射的地方。
一个干旱而渴望云霓的地方，一个孕育了大河与长江的地方。
一个满身历史创伤的地方，一个肌腱有如青铜的地方。
一个山鹰折断翅膀的地方，一个骏马放蹄奔驰的地方。
一个亿万年前的珊瑚成为化石的地方，一个千百年来的血泪沉淀为盐矿的地方。
一个囚禁罪犯的地方，一个流放无辜的地方。
一个磨砺你为宝剑的地方，一个摈弃你如废铁的地方。
······
一个在往事的废墟上悲歌往事的地方，
一个在希望的基地上铸造希望的地方。
青——海——啊
诗句在截然对立的物象、事实之间寻找一种极力撕扯之后的平衡，在自如开阖的情感激荡中，一个岑寂与喧嚣、苦难与风流、历史与现实相互交融的充满矛盾的又深刻、饱满的“青海形象”渐次呈现。杨匡汉先生在其诗学专著《缪斯的空间》一书中在审美的空间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此诗，“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这个万象纷呈的空间，诗人以矛盾逆折维系之、控制之，于是，一个正反相合的层面形成了差异、重叠，激起了顺逆互荡的情感潮汐，含纳着深沉的忧患与执着的奋取相交汇的意识波澜。这一诗的空间的形成，是从无序到有序，从无机到有机的实现，也如同歌德所说的在限制中显身手，靠了相称的情感框架与情感逻辑，去造成诗的特定情境所需要的美学效果”。我想这首诗的魅力不完全取决于诗人艺术创造的功力，如没有长期处于人生逆境中的特殊体验就没有诗中那回肠荡气的深沉力量。
庚子年春节，疫情爆发，居家抗拒肆虐的病毒。随意阅读，翻出了邵燕祥先生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一口气匆匆读完。该书2014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应该是当年就购买了，但不知何故掩埋在书架脚下的书丛中，直至庚子年伊始的特殊日子里邂逅。这是一本回忆录，回顾了1960至1965年期间的人生经历，所谓的“灰帽子”，是指他本人在被划为右派，在渤海边的某农场劳动两年之后的1959年10月，摘掉了右派帽子，幸运地回到北京，重返先前的工作岗位，虽已摘掉右派“黑帽子”，但依然是犯过错误的人，所以无权拥有无产阶级的“红帽子”，那么，只能算是戴着“灰帽子”，的确，这是一段灰色的人生。“帽子”曾经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语境中一个非常敏感的词语，它意味着一个人的身份，社会角色以及政治生命的“异类”性质，一般而言，“戴帽子”代表贬义，大体指称处于正常社会秩序及主流结构之外的“非我族类”的身份标识，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岁月，一旦头顶“帽子”，注定精神上要遭受屈辱、歧视与冷遇，生活经历颠踬、曲折乃至沉沦。我的一位大学老师，1957年在北师大就读时期，曾就《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提出了勿将思想问题当成政治问题等意见，被划为“右派”，此后从京华刺青发配到青海高原，在孤独、痛苦和恐惧之中度过了20年的漫长时光，新世纪初曾写过一篇《我的“帽子”祭》回顾自己头戴“右派”荆冠岁月的生命历程。相比我的老师，邵燕祥先生似乎幸运多了。他较早将“帽子”的颜色换成了不那么招人切齿的灰色，能够返回文化系统工作，可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57年的中箭落马者，各有各的原因，但就像邵燕祥、我的大学老师这样成长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多有着强烈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是基于自己的国家更健康发展的初衷坦诚吐露了内心真实的想法，他们无俗虑，少世故，可能有点恃才傲物，有点过于尊重内心的骄傲，因此走入人生逆旅，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是也太过沉重了。
邵燕祥摘了“帽子”重回先前的工作单位中央广播电台，后又到下属的中央说唱文工团，从事传统曲艺的整理和戏剧创作工作。自以为重返“人民内部”的他，勤苦笔耕，希望自己的劳动能为社会所承认，但孰能料到不过几年之后，文革开始，又因为57年的“前科”陷入深渊。在这部回忆录“不是尾声的尾声”中，邵燕祥说他虽然只是记录了60至65年的个人生活，但文革却是无法绕过去的，他描述文革初期时自己的心态，“没有逻辑思维清晰的理路”，“已经放弃思考”，“该来的总要来的，瞎操什么心”，但他深知，这种看似无所谓的态度，却源于“潜意识中的恐惧”。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虽是个人回忆录，但留存的绝非私人记忆，因为高度体制化的社会任何个人的精神都会留下时代的擦痕。在回忆录涉及的年份，邵燕祥供职文艺部门，与当时的文艺政策和动向关联密切，所以，他的回忆中，一叶知秋，知微见著，可以隐约看出60年代初期中国文艺界的探索、困惑与曲折。
1963年，邵燕祥所在剧团按“三三制”的比例排演剧目，即同时推出外国的、经典的、现实的三部剧作。外国剧选择了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剧目《花园》，经典剧目是曹禺的《北京人》，现实题材的剧目是根据“山药蛋派”作家胡正同名小说改变的《汾水长流》。邵燕祥参与了现实剧的改编创作，以当时流行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理念组织情节冲突，排演完成，剧团赴各地巡演，结果遵循合作化主流叙事的《汾水长流》不过是“认认真真走过场”，反响平平，而《北京人》却长盛不衰。由此，邵燕祥感觉《北京人》对北京古老宅院暝色四垂氛围的渲染固然迷人，更重要的是在强调斗争、决裂、戒备、警惕而缺少同情、怜爱、体贴的环境中，《北京人》唤醒了观众高贵的却已显得陌生的情感。邵燕祥还推荐初学写作者仔细阅读曹禺剧作中的场景提示，看看大师是如何融情于境，烘托氛围的。对此，我有遇到知音的感慨，我一向觉得曹禺剧作中的人物介绍和场景提示是可以作为独立的美文来阅读的，细节的点化，人物风神的精准拿捏与语言情态的饱满，是极尽现代汉语绚烂醇厚魅力的表达。
邵燕祥参与戏剧创作的时期，舞台上的确有了题材风格多样化的一些迹象，但好景不长，很快又回归到图解政策的“哐哐哐”的钢铁之声了。伴随着对表现人情创作的疏离，批评界出现了深文周纳的现象。《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中提到，1963年夏天，某期《中国青年》杂志的封面画，“在一片金黄庄稼的笔触中，据说暗藏着反动标语”，但没有人看得出来，也没有人敢说没看出来，高深莫测之间弥漫着阴冷之气。这种匪夷所思的批评方式，绝非孤例，记得新世纪初在北大访学，一次听钱理群先生的课，他讲到文革时期，在他工作的贵州遇到的一件事，某人的一条围巾有雪花图案，另一个心怀叵测的人，用虚线将雪花连接起来，构成了一条“反标”，以此诬陷围巾的主人，看来，由恶意的构陷形成的思想暴力，不仅出现在艺术批评的领域，其危险也浸透在日常生活。
作为以文艺创作为志职的人，如果不仅仅满足于成为缪斯忠实的仆人，那么，一定会强调文艺之于社会的功用，而邵燕祥发现，在1966年，文革即将爆发之时，文艺界人士早已把关注点放到了“国家大事”上，他觉得曹丕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过是政治家笼络文人为其效力说辞罢了。中国文人历来政治情结浓厚，为现实利益，弃文学而俯就情势、权贵的事情时有发生，但说曹丕一定是惺惺作态，也可能有失偏颇。庚子年初疫病爆发，有不少人翻检旧事，讲述中外发生疫病的历史，以对照当下，鉴古察今。有不少人注意到了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7年的那场瘟疫，夺去了建安七子中五个人的性命（徐幹、刘桢、陈琳、应瑒、王璨），曹丕感喟士人凋落，同时也深感自己也处在危险之中，于是给王朗的一封书信中如是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由此可见，曹丕认为著书立说是重要的安身立命的方式，“文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异常崇高，绝非等同于工具。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有一处误植，提到赵树理于1958年创作了小说《赖大嫂》，这是邵燕祥先生的笔误，《赖大嫂》是西戎的作品，所说赵树理的小说应为《锻炼锻炼》。这篇小说甫一问世，即遭批评，被认为是歪曲了农村现实，而到1962年中国作协组织的研讨农村题材创作的“大连会议”上，又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因为写出了农村生活的长期性和艰苦性。时隔不久，“文艺整风”运动批判“中间人物论”，这篇小说再次受到指责，作者本人也被视作“中间人物论”的代表作家，这一事件成为赵树理在文革遭遇批斗的重要原因。从赵树理命运的沉浮和在文学界声誉的起伏变化中，不难看出1949年以后文学界现实主义观念的尴尬与摇摆不定。
在疫病猖獗的日子里，读完《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感慨殊多。病毒终究会在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坚决的隔离措施下得到控制，倒是这本书里面记录的导致了那一代人痛苦与悲剧的思想和人性的病毒，是要警惕它的再度泛滥的。
附记：上面的文字写于2020年3月。后来的疫情发展，让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病毒不会短时间消失，人类的确需要学会与病毒长期共存。邵燕祥先生于2020年8月1日溘然长逝，据知情人士描述，他“在睡梦中安然离世。之前读书，写作，散步如常。清清白白，一切圆满”。
刘晓林，1965年出生，陕西西安人。w88优德官网教授，兼任中国现代文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青海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青海新文学史论》《寻找意义》等著作。曾出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及第十、十一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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